2018简论法官的非物质性利益之保障
持续多年的法院改革，由于其在根本上仅是法院系统的自主性改革，因而难免陷入内部动力不足、外部支持有限的维谷境地。就结果而论，涉及法官利益保障的各项制度，几乎无一得以建立。这种状况固然是法院改革不能最终达致预期目标的一种兆征，同时也反映了法院改革自始存在着反目的性、反规律性的源生缺陷。给人以希望的是，法院自主性改革的种种弊端已渐被认知，包括法院改革在内的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终于即将迎来整体化、权威化推进的阶段。高层传来的信息是，中央已经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改革面临三个转变：向司法体制改革转变，向理性化改革转变和向整体协调、内外联动的改革转变。这也许能使得法院改革从此走上正途。 法官保障制度的建立是法院改革的重点之一，并因其与法官的利益关联甚大，必然会引发法官群体的更多关注。有趣的是，法官这一本应精英化、崇高化和远离物质利益困扰的群体，却偏偏把个人对改革的预期聚焦于物质利益之上。很显然，如果物质性分配的增加成为一种首要的关切，法官职业多少会令人感到遗憾，并且也许会限制法官获取物质性利益。以此而言，法官非物质性利益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许更具根本性，更能取得“暗渡陈仓”之效果。一、法官非物质性利益的内涵与现状
法官的非物质性利益是与经济利益相对脱离，以社会地位、职业尊荣、职务晋升、职责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利益。它表现出以下特征：（1）不直接通过货币化形式来衡量其利益值的大小，但又间接地与物质利益相关联；（2）是社会评价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客观反映，能带来精神层面的满足；（3）首先是一种职业化、综合性的群体利益，其次才是法官个体的利益，且个体利益以群体利益的改善为基础；（4）是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利益，利益的取得依赖于制度的建立和组织的运行，个人的努力受制度、组织因素的制约。
法官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必要关注，只是法官利益诉求的基础方面，不能因此而无视法官在非物质利益上的追求。尤其当法官职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更多法官以能够成为社会精英为人生价值的定位时，法院改革应当突出对法官非物质性利益的保障，满足法官的精神追求。
（一）法官的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是“指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也即权利和义务的综合。是对决定人们身份和地位的各要素综合考察的结果。这些要素包括个人的阶级归属、政治倾向、经济状况、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及其所担任的角色和拥有的权力等”。在中国，由于阶级对立已基本消除，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呈一元化格局，微观上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为其他几种要素。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地位具体到法官群体，可以理解为法官在整个社会以及某一地域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阶，此种位阶既是政治制度目的性设计的产物，也是社会成员基于实际要素的量值而认同的结果，并且，制度设计与实际状况间有可能形成差距。举例而言，法官（审判员）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官员，其地位应大致相当于同一机构任命的其他官员，而现实场景中，除少数拥有行政职务的法官外，法官的地位与可类比的行政官员具有较大的落差，法官的宪法地位没有得到制度、体制保障，社会成员也没有认同法官的法律地位。法官法律地位的非现实化，影响到法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一系列社会地位的构成体。借用市民社会的价值标准，意味着法官不具有被上流社会接纳的资格，只能在中下层的社会结构中给出自己的定位。但是法官现实化的社会地位并不能适应司法运行的需要，法官作为司法主体，是决定了司法质量的最关键因素，法官偏低的社会地位，削弱了法官在社会事务中的话语权，法官所作出的裁判无法建立起应有的权威，形成民众对司法疑虑、不信任的社会心态，解决纠纷的司法功能受到了抑制。
（二）法官的职业尊荣
在法治现代化国家，特别是普通法系国家，法官职业经过长期积淀而取得了令人艳羡的荣誉。不久前刚刚辞职的美国最高法院女法官奥康妠，还和国务卿赖斯、中国副总理吴仪等一起入选世界最有权威的女性一百强。法官职业尊荣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存在物，通过职业的价值、良好的社会评价来被大致感知，体现为法官自己和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肯定。它是维系法官共同体成长的情感纽带，也是法官职业能够吸引顶尖法律人才的根本原因。职业尊荣弥补了法官收入与其他法律职业间的差距，塑造了法官是社会精英的共识。法治国家中高薪律师向法官流动而非相反的情形，显现了法官职业尊荣的强大功能。法官的职业尊荣固然是一代代法官接续努力的结果，但也从来没有脱离过制度的保障，如果不是英国的法官早早地敢于拒绝国王参与审判，如果不是程序优先、程序正义、法官独立等法律观念的制度化，就不会有今日法官职业的尊荣。反观国内，由于缺乏职业尊荣感及其他吸引要素，法官向律师职业的转行从未停止甚至还在加剧。苏力先生曾就此现象进行过调查，发现“一些法官、检察官在院领导鼓励之下参加并最终通过这一考试（指司法考试）之后，便辞去了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务，‘下海’当律师了”，“在武汉，包括一些庭长在内的在职法官甚至公开宣称‘考过了就走’”，在苏力先生所调查的法院中，“只是在浙江杭州，我没有发现法官通过司法考试之后辞职当律师的现象”，可见，法官现有的职业尊荣不足以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或者说法官未能感受到职业的尊荣。
（三）法官的职务晋升
严格而言，法官是一种平等的职务，没有高下之分。所以才有人评价“中国的法官法是一部很失败的法律，这种法官制度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法官法最大的失败是在同一等级的法院中设置了不同级的法官”。然而就实际而言，法官确实有着职位上的区别，表现为：其一，各国法院均设有不同审级，上诉审法院的法官比初审法院的法官拥有更大的裁判权，处于司法体系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法院法官们，更是控制着司法决策权、管理权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并获得了与此相适应的薪金、社会地位及荣誉。这是司法制度的共性现象。其二，既然国内的《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不同等级，法官就不可能无视其存在，每一个法官都会为等级的提高而竞逐。其三，国内一向视法官为普通公务员，法官套用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进行管理，而行政级别决定着法官等级和其他待遇，法官当然会希望能随着资历的增加而提升其级别。其四，法院内部设置着院长、庭长等行政职务，这些职务是衡量法官职业成功与否的标尺之一，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法官的能力与工作绩效。法官诸多职务身份上的区别，形成了法官竞争的动力，法官无论处于哪个国度，都会努力寻求向法官共同体上游的发展，因为其结果将产生荣誉与利益，代表着个人价值更充分的实现。如果把职务晋升当作一种激励机制的话，机制中应当包含有平等的机会，而不是象现在那样，法官几乎只能在一个法院工作，其等级、行政级别完全受制于法院的位阶。
（四）法官的职责保障
法官履行裁判职责关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会涉及非常敏感的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在位阶较高的法院，裁判的后一特性更加显著。在美国，最高法院有所谓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之分，两派间势力对抗的结果决定了基于何种价值立场作出裁判。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及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并非每一个判决都能得到几乎一致的接受，因此，保障法官独立地履行职责、不因他人的喜好而违背真意和良心，是司法良性运行的根本前提。法官职责保障的内容包括：（1）任职的连续性，即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免职；（2）薪酬的递增性，即法官必须有足够维持其家庭生计和身份的薪酬，不得减少并应及时增加；（3）表达意见的自由，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发表意见不受干涉，也不得为此而在事后受到任何不利的对待；（4）充分的业务培训，法官是智识性职业，经验和知识的不断增加是法官胜任其职责的必要条件，法官有权利要求获得知识、信息的补充。法官的职责保障具有双重意义，于公，可以保证裁判过程的公正和结果最大限度地接近正确；于私，可以促进法官的职业能力，维持法官的职业声誉，并使法官获得继续发展的可能。
解决法官非物质性利益保障方面的诸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从司法的规律出发，使司法主体的配置和司法主体的行为模式，与司法的目标、价值相一致。因此，建立法官非物质性利益的保障制度，虽然以创设、保护法官的个人利益为表象，但其本质则是在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
二、法官非物质性利益保障不力的成因
观察法官保障制度，有一点我们应当承认，即制度的法源已大致形成。症结在于：第一，制度内容缺乏司法理性；第二，制度是文本中的制度而非实践中的制度。这一格局之所以坚冰难破，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因素。
（一）历史原因——对法律、法官的传统认知
与西方法律形式主义传统相对应，传统中国的法律类型是一种信念意义上的法律伦理主义，或称儒家伦理法。它追求道德上的正义性而非规范的法律。中国古代法制中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造成法律本身缺乏逻辑自主地位，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临时意志及司法官员的道德信仰，都能改变法律的具体适用。王者口含天宪，言出为法；司法官员可以论心定罪，也能以春秋大义开释有罪之人。这种法外设法的普遍情形致使规则之治难于真正建立，人们对于司法官员个人道德的依赖远甚于对规则的信赖，进而产生了浓重的“青天”情结。然而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司法人员职业能力和素质构成的特殊要求，极少得到过满足，因此又使得人们鄙视司法人员及其从事的职业。科举盛行之后，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内容，士子渐以习律为耻，科举选拨出的官员因不谙于律学，而只能借助于僚属断案，所谓的刀笔胥吏掌握了司法的实权。于是，人们将司法主体划入吏的阵营之中，官与吏在官阶、身份上的高下之分，以及人们对吏的司法过程的不满，进一步恶化了司法主体的形象。直到今天，人们的观念中，行政官员才是“官”，而法官仍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官”。非“官”的司法主体，自然无法取得与“官”相同的地位、荣誉和尊重。
中国古代诸种部门法中，刑律最为发达，次为行政法律，刑罚和官员的命令是社会的基本治理方式，许多在今天看来属私人领域的争议，也经常通过刑罚加以调整。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司法官员只是政治暴力的帮凶。再加上当时较为明显的厌讼心理，也使得民事纠纷不常成讼，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都很少注意到司法官员运用法律技术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这样，法律的社会性功能被政治性功能所遮掩，司法自身具有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内核被长期忽视，对司法主体的选任极少考虑职业能力的要求，选任的标准混同于普通职业。受此影响，法官至今仍然扮演着事务官员的角色而不得独立，也因此无法建立起独特的职业保障制度。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