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1421635 · 发表于 2018-7-13 11:11:20

　　研究史要有学修养，又要有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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