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之辩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

3880584 · 发表于 2018-7-13 11:32:14

　　先哲曾经简练地将科学与划等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科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和世界。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研究世界和研究中国，基本内容就是相关历史。研究学的就要研究世界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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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理论来自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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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49年前后建立新主义经济体制到上个世纪80年代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相结合，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经历了曲曲折折，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这主要是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与时俱进的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的。邓小平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的选择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
; 中国现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也有许多经验与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相悖。相对于西方典型市场经济的四个特征：私有制、完备的法制、崇尚个人主义、多党制，中国经济体制却包含着：公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共存、半法制化、崇尚集体利益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证明，这四个方面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相当的效率，这种历史现象将催化中国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应当从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两个方面来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才有助于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即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就业、资源、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等。
正因如此，老一代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在谈到经济史的重要性时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学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陈振汉先生也反复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关系，是知识的关系，也是方法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说的形成是根据经济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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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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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只有能够说明经济史的经济理论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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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光在1983年带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他们和美中经济学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邹说，到美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刘国光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实际上，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分析过抽象逻辑与历史常识的关系，认为西方一些学者多了逻辑少了常识，而中国一些学者则相反；缺少逻辑的学者往往被认为是研究不够深入，但是少了历史常识的逻辑则可能百无一用，甚至误入歧途。①
;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经济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对于中国国情有较多的理解，不少人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产生了对中国历史学习研究的偏好，他们在学习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往往与所经历的实践相比较，可以部分弥补经济史方面的缺课。此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大量的经济学后备人才没有受过经济史学的熏陶，缺乏对中国经济史的基本知识，这种对于历史的虚无主义状态可能使他们所学的经济理论成为空洞的教条。
; 从的角度来看，重视经济史与正确对待经济生活中的偶然性(或特殊性)和必然性(或一般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黑格尔曾经说过：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与人类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哲学的职责不是遗忘它们，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而是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省，从中记取经验和教训，以便人类能够以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唯心主义认为历史现象是偶然性的集合，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事物都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的性质。一般性是对偶然性中必然性的归纳和总结。这与我们研究的范围和对历史现象的比较相联系。②对偶然性的遗忘、对意外和风险的漠视，是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上加以总结的重大经验教训之一。一般说来，偶然性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强调偶然性的潜在意义是肯定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模型难以体现的历史与现实。
相对于其他社会现象或社会变化而言，经济史中的事件以一般性为最多。这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中最广泛，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经济上的变动，是比较缓慢的，而且经常重复。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能够比其他历史部门更好地运用理论工具，运用方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能够运用一些理论假设来分析历史，主观论假设能够相对容易地得到。这也使得经济史与可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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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盲目搬用国外经济理论会产生误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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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都说成是官僚的干预；要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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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林语堂《生活的》，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见陈振汉著《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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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改革过程中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一度泛起。譬如：对历史不做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采取全盘抹煞或否定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股份制、租赁制、市场的理论论著中，宣称它们是中国8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是“第一个”，而不知道它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并有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与经验教训。又如国企改革。过去人们把国企问题归咎于“斯大林模式”，可是现在“斯大林模式”早已寿终正寝，西方“先进”的公司制早已落户中国，为什么经历了20多年的国企改革今天依然困难重重、步履蹒跚?这就不能不问一问中国的历史。①此外，视而不见中国曾经存在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是非功过，不进行客观、公正、全面地分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理论上，否认半个世纪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层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有益探索和贡献，把改革的成就简单归功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邓小平明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不应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应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反对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认为其中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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