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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故宫五代人:活了一辈子,只干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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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4 16:31: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梁金生与家人,右二为梁金生。   梁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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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金生69岁了,老北京人,整日骑着自行车进出故宫,同事叫他“大内总管”。他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放大镜比脸还大,对着几本古籍缓慢移动。古籍卷了边,黄纸上用毛笔写了些数字。他的工作就是数数,故宫180多万件文物,是他一个一个数出来的,用了7年。“数清楚了,对得起前人,对后人也是个交代,”不光是数,还得核对尺寸、重量、时代、级别……文物都有编号,像人的身份证,“编号能反映它流传的过程。”
  溥仪出宫后的第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第一个编号取的《千字文》。后来又添上南迁时期的号、日伪时期的号,等到了梁金生手里,号签贴得有的落款都看不见了。梁金生得查明白。这么几经周折,梁金生却不着急。“我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
  紫禁城墙厚近10米,气温总比外面低个三五摄氏度,花开得也比外面晚一点。墙里的人不急不躁。“故宫一直四平八稳的。”梁金生说。他这一辈子,和他祖上的几辈子,都是这样“四平八稳”的。 文物南迁
  梁家的命运与故宫文物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整个押运国宝的过程中,梁家陆续迎来了几个孩子的出生。
  大哥出生于四川峨眉,父亲梁匡忠为其取名梁峨生;大姐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所以叫梁嘉生;梁金生是老三,生在金陵南京;还有个妹妹也生在南京,索性取了梁宁生;最小的弟弟在北京出生,叫梁燕生。“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儿,我们一家就跟到哪儿。”梁金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文物流转轨迹。
  1933年2月5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出发,直奔火车站。车上装的,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同20名押送人员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向南出发了。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专家提出“文物南迁”,反对声四起。故宫墙外好些人游行示威、恐吓工作人员。梁廷炜怕招惹麻烦,把“梁宅”改成“杨宅”。同去的研究文献学的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说,“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文物运抵上海,又分五批运到南京。梁匡忠跟母亲来到南京追随父亲梁廷炜。抗战爆发后,文物分三批西迁,运往?F州安顺“华岩洞”,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南京。
  梁匡忠是在古物运输的过程中,走到四川乐山认识了梁金生的母亲,结了婚。
  诸如大雪封山、汽车翻覆、土匪骚扰、敌机轰炸等此类惊心动魄的故事,梁金生没机会听爷爷亲口讲,仅是家人聚会时,间或谈起些片段。 珠椟相分
  溥仪出宫后,紫禁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各路军阀割据政局,强者进,弱者出。变换的执政府个个都想控制故宫,种种势力围绕清室善后委员会展开争斗,祖父梁廷炜是其中一员。有礼有节应付难局,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梁金生看到“故宫博物院”几个字时,已经6岁了。
  6岁以前,梁金生在南京跟着父亲看文物。他记得警报一响,得赶紧往地下室跑。玻璃都用米字形的纸贴着,防止炸碎了伤人。一到过年,故宫职工团聚着演节目,小孩也跟着热闹。有时跟着大人坐马车去南京博物院,车夫坐在包厢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坐在车夫旁边,车底下有一个大铜铃,用脚一踩,当啷当啷。
  梁金生出生那年,故宫南迁文物中的四分之一分3批运往台中。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跟随,以为是一次寻常的护送。但直至1972年离世,他再也没能回大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工作的文物专家来北京交流,提到了“终日穿着长衫,夹一个布包,走路慢慢悠悠”的梁廷炜先生。梁金生赶忙代表家人写了一封家书,附上了几张家人照片,托这位先生从美国转寄台湾。因不清楚地址,只填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几经辗转,信件交到梁金生的大哥梁峨生手中。几年后,梁家人才真正团聚。见到大儿子,梁匡忠的眼神好像呆滞了一样,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大家都掉了眼泪。
  1993年,梁金生第一次去台湾,见了家人和爷爷的老同事。老人们回忆,文物抵台后,很多文物箱子没有打开过,大家只买最便宜的竹制家具,随时准备回大陆。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识到,怕是回不了家了。
  梁家就像台北故宫那件唐代怀素《自叙帖》,当年打包匆忙,包装盒还留在北京,这么多年来,珠椟相分。 “只有让我进故宫,我才回来”
  故宫对梁金生来说,是童年玩耍的乐园和父辈口中终其一生守护的地方。
  梁金生脑子里,故宫模糊的影像出现在6岁。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运回北京故宫。1953年,父亲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跟随。梁金生每天佩戴家属证来故宫送饭,顺便四处溜达,“老想找没开放的地儿”,抓蛐蛐,逮蚂蚱。神武门外有故宫露天电影院,一毛钱一张票,小孩都爱看。那时故宫院里有很多杂草,拔野草,干一暑假活,下学期书本费就有了。
  梁金生31岁才正式进故宫工作。之前在内蒙古插队,孩子也在草原出生。故宫招工时,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他没犹豫,进了唯一接收“大龄”的工程队。
  这时对梁金生而言,故宫不仅仅再是小时嬉戏玩耍的乐园,还多一份责任与坚守。“当时有人为了回北京,说扫大街也干;我不行,只有让我进故宫,我才回来。”
  在工程队干了5年,梁金生被调入保管部。而此时,梁金生带着父亲留下的训诫―“搞文物的不收藏文物”的原则,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工作。在那里,有一排灰色平房,叫东长房,梁金生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参与编辑的三本文物目录:《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梁金生终于开始了与祖父、父亲相同的工作。
  后来梁金生组建文物管理处,同事给他发过一张《山水图》扇面。远山清廓,密布枯树瘦石,近处有两个人在桥上说话,是宫廷画典型的青绿设色。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高祖父“梁德润恭画”。
  梁金生数过,故宫收藏了81件高祖父的画,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 恒定与流变
  梁金生提起文化这几十年遭遇的变革,直呼“荒唐”。
  “故宫的定位讨论了很多年,‘文革’时期要说是展示皇帝怎么生活,一定会受批判的。”
  梁金生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故宫把“凡是有碍博物馆发展的、没用的东西”都处理了,“省钱又省地方”。皮货、药材给了药材公司。
  后来故宫定位为“明清历史基础为主的历代艺术馆”,皇上的脚垫不算艺术,不要。八旗盔甲九成都处理了,拨给几个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拍电影用了。“八旗盔甲的衬里,还给我儿子当过尿介子。”梁金生说。
  从2005年开始,梁金生每年都给新入职故宫博物院的年轻人讲课,讲的是文物管理的规则和制度,一板一眼,但他每次都从自己的身世开场,大略梳理五代人的起起伏伏。
  梁金生的儿子没能成为第六代故宫人。他干了旅游的行当,早些年带团来故宫,也没借过父亲的名义进紫禁城。只有一次,“游客都进去了,他手里没票了,再排队要几个小时。”
  唯一一次,儿子报了“梁金生”的名字,走进他祖辈父辈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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