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宋承先：西方经济学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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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先：西方经济学的领路人
宋门弟子以素质齐整、院长频出著称。宋承先指导的四位81级硕士蔡江南、符钢战、金重仁、史晋川在当时即有四大金刚之说。他向国内输送了近十位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他的学生中，问鼎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宋承先指导的1987级硕士、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明海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听宋先生课的情形。那是1987年的9月，天气还留有夏天的燥热，坐在学校一教一楼的教室，还能听到窗外的蝉鸣声。
　　张明海的心情却没有这么轻快，他正试图艰难地跟上宋先生的思路。宋先生吸烟，上课时也常常右手擎烟，左手托着代替烟灰缸的烟盒，讲课的思路也像烟雾一样散开。他常常提到一种理论，给出一些精辟的评判，又瞬间去讲另一个似乎并不相关的经济学家，也并不完全按照教科书的顺序和范围。
　　宋先生根据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状，给研究生开出多门专题讨论课，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和通货膨胀。讨论课的地点也时常变化，张军就曾在自己的寝室等过前来授课的宋先生。宋先生带着手写的讲义，上面是各种颜色密密麻麻的批注。同学们围坐在桌子旁边，宋先生讲到得意处，还会敲敲桌子，示意学生看讲义。
　　在武大和南开求学的日子
　　青神，属四川眉山，以祭祀蚕从氏青衣而教民农桑，民皆神之得名。山民多植桑养蚕，宋承先即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是位数学老师，母亲和姐姐则打理着家里20余庙山田，植桑养蚕的收入帮助宋先生完成了学业。
　　1941年，宋先生考入了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时局动荡，生活艰辛，师生大多极清贫，但教学和研究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不仅如此，武大还积极延请愿意来华的外国学者来武大讲学。宋先生也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并在毕业后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三年后获得了当时国内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硕士学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初汇聚了众多从国外名牌大学得到学位回国的学者，有博士学位者占老师的一半以上。其教学中，即要求深入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也极重视考察中国经济实况，鼓励师生进行社会调研。抗战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唯有经济研究所因创始人何廉在重庆政府任职的缘故在重庆重建。老师虽有流失，但何廉（耶鲁博士）仍任所长，方显廷（耶鲁博士）、李卓敏（加利福尼亚博士）、陈振汉（哈佛博士）等老师也仍旧授课。
　　根据资料记载，宋先生就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主要接受基础学科训练，包括近代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高级统计学、社会科学方法等。第二年则从事专门学科研究，并开始撰写论文。宋先生为何选择《经济进步与经济恐慌》为硕士论文题目，我们已经不可得知。但这两年无疑为宋先生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潜心学术
　　宋承先在早年经济思想史扎实的学习中，将马克思经济思想置于整个西方经济学脉络中考察，这帮助宋先生深入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产生的前提条件和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分化。复旦大学在1977年到1983年间出版了一套《资本论提要》，前三卷由资本论专家张薰华与洪远朋老师写作，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四卷则由宋先生执笔。
　　上世纪50～60年代，宋先生专注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入，写作了数部评价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包括《马尔萨斯经济理论批判》《论重农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等。
　　改革开放之后，他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借鉴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说和方法，先后出版了《增长经济学》《当代外国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等著作，同时还在积极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
　　《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册1988年出版，这是宋先生倾注极大心血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宋老师自道本书如有任何特点的话，是在适当的地方，用对比分析的形式，陈述了我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心得体会。这一年，宋先生已经68岁了，年岁日增，身体抱恙，但他希望尽快写就《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完成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系统论著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明海常常下班后夜晚到宋老师在复旦第七宿舍的家中拜访。他记得宋老师书桌上总是摊开一大堆稿子，桌子玻璃下还压着纸条，简单地记着国外某个经济学家的生卒年月。
　　在女儿宋慧毅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那一方靠北的斗室中伏案写作，每次回家，映入眼帘的总是背影。在这种高强度的思考和写作中，宋先生一直保持着一种规律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入睡，早上七点钟开始写作，每到饭点，夫人做好饭摆上桌，宋先生的思考告一段落了，就出来吃一点东西，然后返回去继续工作。
　　1994年，《西方经济学》（下册）出版了，规模比上册更添10万字。三年后，77岁的宋先生再次对书作了修订，添加了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前沿内容。《现代西方经济学》初版发行后20年间已经累计售出近一百万套，帮助了大批希望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子。
　　在学术上，宋先生是自信的。上世纪80年代，急剧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每时每刻都在给经济学家提出新的问题。宋先生也开始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有效的对策。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和政策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相当部分关注通货膨胀这一重要问题，宋先生坚定反对通货膨胀是由于需求膨胀、投资饥渴和货币超量发行造成的，是需求拉上型的，对经济发展有害；认为中国并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说的短缺经济，而是潜在生产力逐渐释放后的结果，是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他还强调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先导作用，主张应当允许一定的财政赤字。这些论文中的28篇后来作为专著《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在书中，宋先生回顾十年前写的论文，自述现实的发展证明我是正确的。
　　但在真理面前，宋先生是绝没有傲慢的。陈鸿仪还记得，每次课上有学生提出的某些问题宋先生无法当堂回答，他从不装懂或者含混过去，而是非常诚恳地告诉学生：我也没有答案。不过你可以从某某经济学家的某部著作中去找一找。有时候，学生已经把自己过去问的问题忘记了，他却会在某一次课上告诉这个学生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给以详细的解释。
　　在读研期间，史晋川阅读斯拉法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时，认为一处翻译有误，并与宋先生讨论。该书译者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大家巫宝三先生，起初宋先生还不相信巫宝三先生会犯错，但听完史晋川的详细解释之后，宋先生也认为可能有误，于是鼓励史晋川写信给巫宝三先生说明。巫宝三先生果然欣然接纳。
　　宋先生的学术旅途并不孤单，他参与发起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并在上海成立分会担任会长。和学生在家中讨论的时候，他也总爱提一提自己的朋友们，有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的谭崇台教授、也在经济系的资本论专家张薰华老师、南开经研所的学长宋则行（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