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市场动力的衰弱与正规就业的困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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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寻租导致的灰色收入数额巨大，权力严重参与市场，政府开支日益膨胀，
如何判断当前的改革形势和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我国市场环境的恶化有种种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税负沉重、寻租严重和政府开支庞大。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了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性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30期5页）。
中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干部官员群体，由于干部终身制的政治体制和重叠烦琐的官僚体制，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人员庞大臃肿，官多为患！一个省往往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用前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的话说，这种状态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再加上庞大的离退休的老干部群体，所需要的财政经费开支十分巨大。整个国民经济产出在很大程度上要被用来养官。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养官”运转。
鉴于政府开支庞大，导致政府不能不制定较高的税负，过多地从市场索取养官资源。政府不仅通过税收吸收社会资源，还通过寻租聚集社会资源。如果说通过偷税漏税来对付过重的税负，还能使企业保留一点利润，但市场无论如何也难以逃脱制度的寻租。
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必然存在着价格的双轨制。正是价格的双轨制，产生了权力寻租的丰厚土壤。早在90年代，经济学者胡和立等人就计算出，1988年的价差、汇差、利差以及其他租金高达4569亿元，占当年GNP（11738亿元）的40%。最近，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等人又计算出，2004年，我国全社会的寻租的租金为4.6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倍，相当于当年国家工资收入的2.3倍（《权衡》杂志2006年第11期26页）。
这部分租金包括：商品差价带来的租金、利率差、外贸许可证带来的租金、地价差、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差、社保欠帐、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应交而未交的税金、教育租金等。由此可见，税收之外的寻租拿走的本来应该归市场的利润几乎比税收拿走得还要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严重依赖于政府，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权力一直深深地卷入在市场之中。由于政治改革滞后，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又由于改革过程中阶段性的价格双轨制，这种状况给权力寻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改革20多年来，每年有将近1/3的GNP被寻租拿走，1/3的GNP被税收拿走，曲指算一下，企业和劳动者还能剩下多少？谁还愿意在市场上流汗拼命？这就是今天市场动力衰弱、市场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现在很多人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质疑：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譬如，日本和韩国等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还不到25年，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没有中国高，但这些国家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在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追上了美国。而我国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象是一个黑洞。为什么改革近30年了，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许多的人甚至生活在贫困线上。这么高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国民财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通过一桩桩的腐败大案，也许能给我们一线启示：10月11日晚，中纪委、检察院、公安部对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的住宅查抄长达10小时。在大厅吊灯罩内抄到两本护照，在油画框内抄到两本外国入境签证，在睡床梦思床垫底层有85万美元现钞，都是百元面额，一百张一包用塑胶封好，在夹层书柜里有五百多本境外色情书刊。更令人惊讶的是，邱晓华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用假名开的九个银行账户中，仅各种外汇就高达1700万美元等值，总共加起来，折合人民币约1.4亿元。这些赃款稍微平均分摊一点，也不至于出现今天社会这种贫富分化状况。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一个巨大的财富漏斗，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和韩国大不一样，其最大的不同是：日韩没有一条向国外输出财富的渠道，而中国，由于腐败等各种原因，一边发展，国民财富一边向国外流失，这就是中国国内难以富裕起来的真正原因。改革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有多少流向了海外？至少也是天文数字。所以，腐败和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支撑的单腿经济改革，使中国出现与其他国家发展迥然不同的现象。
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思：中国是在走着一条拉美道路，还是中国式的独特道路？
二、企业腐败同样猖獗，官商勾结下的企业危机正在浮现，
市场环境的恶化还表现在企业方面。由于税负过重和权力寻租，我国的市场和企业部门每时每刻都在与政府进行着艰巨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欺骗，有时是合谋。所谓欺骗，就是尽量少交税，瞒报利润。其核心都是谁来控制市场财富。我们把这种行为称做企业腐败。
请看公开报道的事实，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计，2005年在1371家上市公司中，有776家试图虚报利润，虚报总额达人民币388亿元。另外有590家上市公司曾试图虚报资产，虚报资产总额达1094亿元，虚报的目的可能是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可用资产抵押。上市公司是中国最正规的一批企业，但在这样一批公众企业中，也是假帐盛行。至于其他企业，作假行为更是普遍。
以房地产业为例，今年11月份财政部发布的第12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显示：所检查的39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12.22%，而实际利润率高达26.79%，隐瞒利润超过一半，利润不实33亿元。如果按此比例来估计，房地产行业一年大约要少交2000多亿税收。全国各行各业瞒报的税收估计也要五六千亿元。
但有的时候是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合谋进行贪污腐败。这种合谋是将未进入市场的资源和企业利润在官员与企业间进行分赃。以最近大量暴露出来的落马企业家的案例来看，许多企业都是通过与政府部门串通，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
譬如，最近暴露出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和福禧集团张荣坤案，便是一桩官商勾结的最典型的案例，政府社保部门竟然挪用数十亿资金由私人企业来运用。在庭审原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时，这位曾风云一时的企业家在法庭上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的“演讲“，为自己喊冤叫屈。喊冤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他之所以犯法违规是因为有政府部门官员的允许。
张荣坤案和顾雏军案仅仅是我国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一斑，如果细细追究，便可以看出官商联手进行寻租合谋的内幕的大的轮廓。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是一目了然的，正是这种体制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巨大的寻租，在一个不规范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一个不廉洁的政府管理下，无论是官员和企业家都难免清白。最近不断暴露出的案例都在说明中国企业这种脆弱的状况。欧典木地板公司说谎欺骗顾客长达6年便是又一例证。这里面反映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企业家的道德品质太差，二是政府管理部门监管太松，或者是收受了贿赂。
我国是一个正在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制度不不健全是肯定的，但如果长时间建立不起使企业家自律的一个市场环境和一个受制约的政府，便会使使市场处在一个无序的状态。当前种种暴露出的企业作弊案都反映出企业家腐败行为的猖獗。如果说前几年外逃了一个赖昌星，最近上海暴露出来的张荣坤在官商勾结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创业和就业环境的恶化以及就业倾向的转变
市场创业环境的恶化还在于我国市场的相对饱和，进入90年代末，我国经济开始走入生产过剩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进入市场创业的企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渐扩大和稳固了自己的市场地盘，有些市场甚至被一些大企业完全垄断。随着行业和产业的成熟，市场的瓜分已经结束，留给市场的创业空间越来越小，大企业垄断和竞争的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很多经济领域出现了领主经济现象，资源和特权拥有者不用付出多少劳动，只靠收租就可以获得滚滚财源。
另外，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政府一直在以各种优惠政策在制造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一些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植当地一些优秀企业，使这些企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特别是对外商的待遇优惠，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资的发展。两税合一到现在还未能提上人大的桌面，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待遇至今不能平等，这些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