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体制目标及其国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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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移植过程抑或是制度创新过程.应当如何看待经济转型过程中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之间的关系、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以及市场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以上问题是转型经济研究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此却一直存在着争论，须重新审视。
　　
　　一、重新审视制度移植与制度内生的关系：制度变迁中的“淮桔成枳”现象与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
　　
　　经济学家在如何认识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转型上迄今依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上。萨克斯和胡永泰认为.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型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进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以俄罗斯和中国两种转型模式为例，对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论证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是宪政转型的推动力量。他们认为，经济转型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因而中国经济转型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型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这篇文章引发了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间的争论。杨小凯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他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指出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绩效欠佳，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林毅夫则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后发劣势”的观点是在为前苏联、东欧进行休克疗法作辩护的，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问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事实上，这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究竟把经济转型理解为一个照搬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的过程还是一个制度创新过程.其实质就在于如何认识制度移植与制度内生之间关系。俄国的O.T.博戈莫洛夫等（1998）认为，从转型实践来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实行“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激进式改革，试图通过全面引入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制度来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结果正如博戈莫洛夫和格林基娜指出的那样，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结构是一项比经济生活自由化更复杂的事情。如今东欧国家日益清楚地体会到，照搬一套法律制度是举手之劳的事，但要让它有效地运作起来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吸取别国的经验，要符合本国的情况。而即使是被公认为坚持独立自主，走先试验再推广的中国，其转型进程也并不是一个伴随现代经济发展应运而生的自发演变过程，而是一个以人为设计和干预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和突变过程，每当通过“国外引入”路径方式将外国很成功的经济组织形式或制度方式“移植”到国内后，在改革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偏差和“淮桔成枳”现象。周雪飞（2002）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归纳，认为中国在转型时期出现的“权力市场化”，以及股份制、证券市场的引入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规范、不到位、不合理、不完善都是“淮桔成枳”现象的具体体现。
　　经济转型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整套价值观、法律框架和非市场制度中需要嵌入市场逻辑。然而这套体制的引入并不是移植发达国家的，而是一个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制度创新过程。在这方面，贾根良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不同境界的三个假说：第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其制度创新过程遵循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的路径，即先从技术引进和推进经济结构转变入手，同时采用新型产业组织并改革经济制度，只有当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和政治体制的累积性改进已达到相当程度，在这时，整体性的政治体制变革才势在必行。因此，休克疗法的宪政转型可能对长期发展不利。第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制度创新的第一种境界只能提供与其追赶对象不相上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具有“先行者劣势”，发展中国家具有选择性模仿甚至不模仿发达国家制度的后发优势，并反过来为追赶对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学习的新型制度组织。第三，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历史经验说明，制度创新取决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与结构性制约条件交互作用的特定情境和脉络，制度创新的第三种境界就是能否意会性的和有目的地利用这些特定的情境与脉络，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二、重新审视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的关系：混合经济是经济转型的体制目标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一个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创新过程。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一直以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停留在对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的比较研究上，重点研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多样化制度安排的原因以及各个制度安排自身的演进，而忽视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事实上，任何制度变迁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外在约束条件的限制。对转型国家而言，随着转型的逐步深化.各个国家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因而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系统的竞争日益突出，制度变迁演进过程就日益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制约以及相关国家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干预是在国际化的压力下逐渐加强的过程。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好转型过程中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之间的关系呢?
　　建立市场经济是经济转型的目标。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市场不应该被认为是在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环境下作出协调的一种唯一理想的和全世界通用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展现了其目标与手段的极大的多样性、互补性。而绝非单调、孤立。因此.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制度安排，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正是因为休克疗法的宪政转型否认制度变迁过程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宪政转型的关键性影响，所以，这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从而预先排除了转型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说明，各个民族国家有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轨迹，这种多样性在市场和其他协作机制的制度安排下一起发挥作用的情况应予认真考虑。这说明，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与计划经济中存在着政府失灵一样，市场经济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失灵。所以，不论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之时，还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都是必要且必需的。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博戈莫洛夫指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不重视国家的调节作用，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是市场浪漫主义初期的特点。这使社会生活出现了可怕的犯罪化趋势，产生了变形的、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并使国家的生产和科技潜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因此他在总结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教训时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重复一种模式.而应该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既继承自身的优点，也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从这一点来看，混合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自二战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现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辅助的“混合经济”。因而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讨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而是应该探讨如何进行国家干预.提高干预的质量.这也就是萨缪尔森所说的“市场与政府的转移边界问题”。毫无疑问，根据“看不见的手”原理，市场机制只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其调节社会经济和配置资源的作用，并且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外部影响和公共物品等市场失灵因素的存在.价格机制失去了效率，不能再调节厂商和行业的生产，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市场失灵的存在正是要求国家干预经济，进行政府调节的主要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度、不足都会妨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而如何将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互促进，则是国家制定各项政策措施来调节宏观经济管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而，对转型国家而言，能够替代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并不是放弃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政府和市场同样发挥作用的混合经济模式，在这当中，需要研究的并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的问题，而是应该讨论国家到底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
　　可见，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既没有形成终极意义上的市场机制，也没有存在过终极意义上的政府干预.没有市场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市场都是不可想象的。市场失灵为政府让出了作用空间，也正因为此，政府干预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对于处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背景不尽相同，市场化程度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还面临紧迫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任务，这意味着除了要弥补市场失灵外，更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弥补转型经济的内在缺陷（即“非正常失灵”），从而缓和与减轻体制转型给经济生活带来的摩擦和痛苦。也就是说.在目前市场化进程的初期阶段，政府不仅要履行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一般职能，而且因市场力量薄弱还必须承担特殊经济职能。这主要表现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的博弈必然会造成观念转变、利益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冲突，引发社会混乱无序，需要政府对体制转型的模式、速度与力度等问题进行战略设计。
　　因此，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是内在统一于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转型之中的，两者都是推进经济转型进程，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转型作为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同时期其主要矛盾也不尽相同，而针对不同的矛盾，选用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应当不同。具体来讲，自发演进更侧重于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它在制度创新的萌芽阶段时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当一项制度创新日趋成熟的时候.就需要认真总结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用国家干预的力量加以推广。这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表现尤为明显，在启动改革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而只是感性地从改善老百姓的最基本的眼前生活需要方面考虑问题。在一步步地自发演进过程中经济机制与经济环境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及其适应逐渐到位，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而设计今后的发展道路就水到渠成了。
　　应当强调的是，正是政府设计在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才使经济转型区别于16世纪开始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从自然经济逐步演化成市场经济过程，也区别于二战后开始的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全面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市场化运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曰趋激烈，对于处于市场化与现代化双重转变过程中的转型国家，政府没有对转型后期各项制度构建的设计.没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一再强调国家干预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是希望转型国家的政府能够充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自发演进过程中的优点，结合自身经济转型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政府设计的作用，避免市场经济自发演进过程中的不足，从而实现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