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谈判的政治经济分析

655086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谈判的政治经济分析  http://
　　中国自1986年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成为会员国起，在历经前后长达15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1年12月成为其后续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谈判的过程既漫长又复杂，受到许多内政与外交因素的牵制与影响，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尝试平衡各个不同的影响力所作的努力，而人世的谈判过程及其最后的结果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检视各个影响中国经济与贸易政策的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
　　当前对中国入世谈判的研究多属于定性的分析，其优点在于对谈判的过程提出独到的观察与分析，唯其观点与发现，多来自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谈判，也尚未充分地受到实证的检验。虽然中美双边的谈判是入世谈判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毕竟不是中国所进行的唯一的谈判。从单一事件中所获得的结论尽管有价值，但未必能呈现完整的图像。要对人世的谈判过程和结果有全盘的了解，还必须超越中美双边的分析。  作文 http:///zuowen/
　　其次，目前各种案例研究的分析通常缺乏清楚的理论框架的支持。大多数研究似乎从一个理性决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决策者在考量国家和社会总体的目标下，尝试限制一些行政官僚或产业界的利益。唯有Yee持不同的看法。他从两个层次的赛局（Two-Level Game）的观点，认定中美双方的谈判人员都曾经利用国内的牵制力量来拉高对对方要求的抗拒，显示国内的决策模式，牵涉到利益的游说，不完全是理性的。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结论表明目前对入世谈判的研究仍有相当的分歧。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议题并厘清相关问题，本文尝试从现有文献中发展出相关的假设，并透过实证分析，找到影响入世谈判的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并评估其影响力。依现有文献对一般贸易政策形成的观察，下列理论模型与中国的入世谈判协商过程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模型、社会关怀模型、利益团体模型以及外交政策模型。
　　一、贸易政策的理论模型
　　（一）国家发展模型
　　现今对发展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显示政府为了促进特定政策目标，如发展外贸竞争力、充分就业或经济自主，通常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和指导是假设政府具有政治的自主性，能对经济问题作理性的规划。贸易政策和其他的政策如财税和汇率政策都是政府寻求培养战略企业，快速或持久地发展经济等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皆为善于使用贸易和工业政策来发展经济的显著例子。作为该地区的新兴经济力量，中国在培养支柱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的表现也可被视为采取发展国家的策略。该模型也符合一般认为参与世贸组织是符合中国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观点。  代写论文 http://
　　（二）社会关怀模型
　　持该看法的学者认为贸易政策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平等、财富分配及一些社会经济群体的关怀。在维护现状的情况下，政府会尽力避免使大多数人实质所得受到损失。Cheh在对肯尼迪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所作的研究发现那些工人年纪偏高、就业机会减少、受进口影响较大的产业，反而受到较少的关税减让，这显示政府对所得较低的群体会积极地保护，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甚至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Anderson和Baldwin认为美国纺织、成衣、家具、皮革及皮件等工业，同属低工资及低技能工人较多的工业，也受到较多的保障。在人世谈判中，加入世贸组织对广大农民及国有企业工人可能造成的冲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这些因素对谈判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观注的重点。
　　（三）利益团体模型
　　上述两个模型皆主张贸易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达到国家或者社会发展的目的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相反的，利益团体模型则假设贸易政策的制定源于个人或团体对于一些提议的支持或者反对，其支持或反对的立场则基于这些贸易措施是否会如预期地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实质所得。在多数决的投票规则之下，一个产业的投票力量成为其是否会得到政府保护的重要因素。Baldwin的研究表明一个产业的劳动力大小与其预期得到的保护程度是相互关联的。美国纺织品和成衣工业曾经成功地将进口货占总体消费的比例控制在15%以下。Tosini和Tower发现在1985年纺织品法案上，纺织和成衣工人在各个国会选区中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是解释国会议员在法案上投票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文 http:///zuowen/
　　如Olson所指出的那样，当政策利益是分散的而且平均分布的，他们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利益团体通常只想搭便车，而不愿意参与游说。相反的，当利益团体数目相对较小，又会得到较大的政策利益时，更有能力克服这种潜在的搭便车问题。虽然Caves主张，地理上零散分布或较不集中的工业可以吸引来各个地方的议员、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广泛支持，但是，更多对贸易政策的研究成果支持Oison的观点，认定工业保护与公司数目、市场集中的程度或游说的组织有关。
　　虽然利益团体模型源于已发展的民主或者多元社会，相似的情况似乎也适用于中国。在中国，游说可以正式地发生于政府部门对谈判立场的协调，或非正式地透过其他管道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差异与经济利益的区别（比如在出口导向具有优势的工业及部门，相对于较不具竞争力的部门），在中国的经济决策逐渐变得多元化时，即可能透过内在的协商交易程序来表达。有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政府部门间的游说协调在1999年之后减少了，针对这一因素的经验分析可以明确地为该看法提供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