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旧文新读:报道中国参加1930年比利时世博会的海外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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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4月1日上午，一艘满载着茶叶、国画、刺绣织物、瓷器漆器的轮船由上海港十六铺码头启航，向着大洋彼岸的一个遥远国度――比利时进发。所载之物连同此前2月18日装船起运的货物，共计179箱。两个半月后，这些来自古老中国的物品就将在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上亮相。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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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4月1日这一天，军阀阎锡山在山西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并宣誓讨蒋。四天后，蒋介石下达“讨伐令”，由此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这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持续了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超过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个省。
　　在国内战乱的背景下参与此次世博会，中国的表现究竟如何?翻看今日可考的档案材料――参与其事的政府官员的回忆记录和当时媒体的报道，种种说法莫衷一是，甚至呈现出盛赞和自夸、不满和抨击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
　　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1 930年―1931年的《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上读到了几则观博者从海外发回的通讯报道，或许能为我们回看和解读1930年世博会中国的参会情况提供一个相对清晰和客观的视角。
　　我国参加比国博览会之结果如何(比利时通讯)
　　(文／寄寒，原载1930#12月7日《生活》周刊)
　　
　　韬奋兄：
　　两月以前，曾拟草书报告此间百年纪念盛况以及吾国参加博览会之丑状，仅成千余字而止，卒未赓续，至今连稿亦遗失，弟对生活(指《生活》周刊――编者注)负罪深矣。
　　弟对比国国庆之感想有二，一是关于国际者，一是关于中国者。
　　国际方面，比国国庆适值欧陆风云紧急之秋，一方面有世界经济恐慌，他方面有法意交恶，德选激烈，十余年前大战之惨象复呈于欧人之脑际，咖坊酒排，莫不以二次大战为谈资。
　　(中略)
　　在中国方面，派赫赫中委为出席代表，郑重将事，旅比同胞均望为国争光，孰知事实大谬不然，陈设之简陋，犹不及一商店工厂，而主持者在国内报纸上粉饰一切，自欺欺人，更属可恨。中国并无陈列专馆，仅在里士博览会电气馆中借得一隅，略事铺排，在国内报纸上竞张大其词，美之曰专馆。开幕之时，本邀比外长意芒氏出席，乃意芒氏有意托故出席他馆而未到，适前外长樊迪文氏在座，主持者为敷衍计，临时请其演说，对人声言樊氏为比政府代表，殊不知樊氏仅以在野私人资格出席说话也。闻中国陈列品大都售出，以剩余赠比王，不知代表团归国如何报销耳?代表团以中委某君领袖，会毕归国前拟求见比王而不得，仅得谒太子，国家之体面全失，恐彼等冥顽不灵，反沾沾自喜也。中委某又喜死出风头，归前举行“中国卫生组织”之演讲，由比京大校长主席，殊不知可容千人之大堂中出席者不及二十人，多数犹皆留比学生，彼党国要人出席时不禁失色，不知其归国后对报界又将如何说法?总之吾国对国际事事抱敷衍主义，而要人亦只知吓骗小百姓，一临海外，即活显出笨驴本色!咎由自取，国人其猛省，聿勿徒咒帝国主义也!
　　此次比国赛会，美国绝未参加，吾国与其如此敷衍出丑，无宁不参加，落得干净多矣。此外感想，日本馆竞陈列南满铁道图，赤裸裸供认南满公司的经营与东印度公司含同一作用，且绝未提起此为中国疆土，旅比同胞见之莫不发指?裂；各国在恩埠所陈列者，多属殖民成绩，实满幅帝国主义如何发展之缩影，凡有血气之伦，观之莫不触目惊心也。弟曾往赛会四次，里城赛会一次，恩埠赛会三次，但皆在忙里偷暇中为之，故一无记录，兹所述者，仅一二不快之印象耳。
　　
　　弟寄寒上十，廿五，比京
　　
　　解析：1930年，比利时为庆祝国家独立百年，同时为了推广国际贸易，在列日(Leige，即上文提到的“里士”)和安特卫普港(Antwerp，即“恩埠”)两座城市举行万国博览会，会期从5月3日起至11月止。安特卫普是航海与殖民博览会，我国参加的是在列日举行的工业及交通博览会。列日是比利时大工业城市之一，会场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会场较大，以科学实业为主题，分为金属馆、矿石馆、机械馆、电气馆等展区。法国、意大利、日本、波兰、瑞士等国均在此自建国家馆。中国则在电气馆中“借得一隅”，安置展厅(下文姑且称之为“中国馆”)，与一些小国家及比利时的企业为邻。
　　《生活》周刊驻比利时通讯员寄寒前往博览会参观了四次，在列日展会的见闻给他留下了“不快之印象”，于是有了这番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言。
　　从其文中我们得知中国代表团遭遇的一桩桩尴尬事：邀请比利时外长参加“中国馆”开幕式被推辞；求见国王不得，“仅得谒太子”；代表团的领导――“中委某”(即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举办演讲，捧场的听众寥寥。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中国代表团在海外无怪乎要遭受冷遇。
　　历史上的世博会展示的并不全然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进步的价值理念，日本就曾通过世博会，向国际社会大张旗鼓地炫耀其侵略“成果”，肆意践踏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有寄寒等在场华人的亲眼目睹为证：“日本馆竟陈列南满铁道图，赤裸裸供认南满公司的经营与东印度公司含同一作用，且绝未提起此为中国疆土。”南满铁路是中国东北的一条铁路，原属沙俄势力范围，口俄战争后被日本所控制。列日博览会上日本馆内特别建一小亭，满悬南满洲的照片、统计表及所产黄豆、落仡生的标本。照片中的中国人多穿长袍、戴瓜皮帽而受穿西服的日本人指挥。还有一幅地图，将南满的领土涂成与日本同样的颜色。后经国民政府驻比使馆与日本使馆交涉后，这些辱华内容才得以撤去。然而，在二三年后的芝加哥世博会上，日本人竟故伎重施。此乃后话。
　　寄寒文中写道，旅比华人本以为周民政府“郑重将事”组团参展，能够“为国争光”，孰料事与愿违，好不失望，“与其如此敷衍出丑，无宁不参加”。而更令其不能容忍的是，“主持者在国内报纸上粉饰一切，自欺欺人”。为了让大多数无法躬身前往盛会的国内同胞知晓真相，引以为训，他慷慨陈词，奋笔疾书。该文甫一发表，激起千层浪，博览会代表处秘书田守成随即向《生活》投书，陈述参会情况，旨在予以辩驳。《生活》的编辑将其来信归纳摘录予以刊登，并不附加任何评判，是非对错，留给读者自行判断。详见下文：
　　关于我国参加比国博览会的几句话／编者
　　(原载1930年12月27日《生活》周刊)
　　关于我国参加比国博览会的一件事，自本刊上卷五十二期中登了一篇比国通讯，很引起社
  
  
       会人士的注意。兹承我国参加比国博览会代表处秘书田守成君来函对此事有所声明，原函过长，本刊限于篇幅，未能尽登，惟本刊注重事实，毫无成见，既承田秘书函示，特照来函中所述事实撮录如下：
　　(一)我国此次未能独辟一地，自建专馆，乃限于经费之支绌。经费仅五万元，除去租地赁屋建筑陈列室以及代表处全体职员川旅之费在比办公费对外交际宣传各项费用外，实无余力自建专馆。至在博览会电气馆中租地三百平方尺，自建陈列室，乃驻比使馆遵照外交部之训令办理者，在一年前即已租定，此则因国家财政支绌，量力而为之，未能与人絮长比短也。
　　
　　(二)我国陈列馆系于六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开幕，比政府所派代表为交通部长李本斯，于下午二时即乘飞机莅临，因是日下午三时比京适有重要国务会议，李本斯氏不得不前往出席，不能待至三时致辞，故仍乘飞机返至比京，而托樊迪文氏为渠之代表，临行再三表示歉意，此种事实比国报纸皆有记载。
　　
　　(三)此次赛会，凡物品售出者缴付原价，否则交还原物。此次参加比赛之第一义即为发展对外贸易，今陈列品大都售出，足见对外贸易已辟有不少新途径。
　　
　　(四)日本馆陈列南满铁道图，确有其事，但代表褚民谊得悉后即亲往查看，随请驻比使馆与日本使馆交涉，其有不利于我国之图表陈列品等均经撤去。
　　
　　(五)此次赴比赛品共有一百八十余箱，共获奖凭三百十二张。凡重要出品均得最优等奖，共计最优等奖三十六张。此次全黎城博览会仅共给奖凭七千余张，中国所得几占全数二十分之一，以故列名第三(法国第一，比国第二)。
　　解析：此处有必要介绍我国参加1 930比利时世博会的前因。早在北京政府时代，比利时驻华大使就已照会邀请我国参加，因我国内政局动荡未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比方再发邀请，为保持与各国的良好关系，国民政府决定派团参加。1929年10月，经工商部长孔祥熙提议，行政院通过决议，委派中央委员褚民谊为赴会代表，主持参展工作。
　　褚民谊(1884-1946)何许人也?用几个标签或许能够粗略地识得其人：留学日本和法国的“海归”、医学专业的洋博士、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连襟、业余昆曲家，而使用最多的标签却是“日伪汉奸”――他作为汪伪政权的第四号核心人物，在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执行枪决。
　　1929年11月，在褚民谊的主持下，成立了“参加比国博览会代表处”，驻比利时使馆官员刘锡昌任副代表，另有田守成等三名秘书分别负责总务、会务和编制工作。同时成立了征集出品委员会，通过教育部和工商部征集教育出品和工艺美术品等。由驻比使馆在电气馆中租借场地，布置展室。半年后的1930年6月16日下午3时，“中国馆”在列日正式开幕。
　　渎罢田守成代表官方立场的声明后，寄寒随即进行了回应，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回了他的第二篇通讯，原文如下：
　　中国参加比国博览会实况(比利时通讯)
　　(文／寄寒，原栽]931年1月24日《生活》周刊)
　　
　　韬奋兄：
　　(中略)前函述及中国参加比国博览会实况，万忙中略示一二，语焉不祥，至以为憾。吾人于负责当局，绝无私人怨仇可言，惟对国人张大其词处实不敢缄默也。近来祖国对于国际礼庆，往往敷衍应酬，惟恐不恭，博览会事，若无充分准备，尽可不必参加，美俄诸国，均未参与，此其明证。此次吾国代表团临时罗掘经费，仓卒(猝)出发，筹备布置之草率不周，亦意中事，不足深责也。惟有两事无可原谅者：
　　(一)吾国陈列所在电气馆中占三百方密达，其面积仅抵一中国式住宅中之客堂，陈列品重状叠架，无法安排，而游客入内，亦如身处鸟笼，几无立锥之地，其狭小可知，乃在出入口处竞容一英籍首饰贩，设摊售货，游客多往争购，门庭若市，皆疑为中国货也!中国代表团不远万里而来，仓卒(猝)间成此简陋之陈列所，结果竟为一区区英国小贩利用为营业广告，岂不大可怪哉?闻当局得到英贩租金，留比同学对此均表不满，惟当局以订有租契，木已成舟，无法补救为辞。窃思中国虽穷，此次参加比国赛会，亦有数万圆经费，穷场面至少已无问题，何竞效上海租界上“二房东”之故技?
　　(二)比国此次赛会分恩埠与里城两地同时举行，恩埠为航海与殖民博览会，里城为工业及交通博览会，中国所参加者为里城之工业博览会，中国所陈列者，大宗土产如丝茶等仅绸一二疋，茶叶数瓶而已，多数系赝制之古董及江西瓷器等物，此外尚另开一美术展览会，其陈列品之性质与博览会之性质根本不同，结果成绩竞列第三，不亦奇哉?
　　其实此事极易解释，各国所陈列者均系大宗工业物品，故给奖因分类关系，反无多望。吾国所陈列者为美术品，分类重质不重量，评判件件须参个别方法，在评议时，只须件件力争，此画何等名贵，必须给以大奖，彼器何等精巧，又须给以特奖，于是每类陈列之量虽少，奖品之数反多。苟博览会严格评议，开宗明义先认中国陈列品性质与赛会格格不相入，以不合格论，则结果又将如何?吾国总成绩第三确为事实，但若细究此事实之真相，有如上述者，能不喷饭!
　　以情理论，工业博览会，就各国陈列品成绩之优劣高下，即可测断其国工业发达之程度。吾国工业幼稚，尽人皆知，竞能在比国工业博览会中得第三奖，岂不叫奇，但若明了上述真相，亦可恍然矣。(中略)吾人对人家摆架子犹可，似不应再对自己摆空架子而种下故步自封之毒，弟之不禁喋喋，盖亦为
　　此而已。
　　寄寒?十二月廿二日
　　于比京寓次
　　解析：与第一篇通讯相比，寄寒此文观点更加清晰，条理更加井然，反思也愈发深刻。他对“中国馆”空间局促、摆设拥挤之，隋状的描述，颇具现场感，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他辛辣地指责国民政府代表团将原本就狭窄的入口处租给英籍小贩的作为，嘲讽其效仿上海租界里的“二房东”。要不是他的愤然一笔，今天的我们如何得知当年“中国馆”的门口还上演过这样的闹剧，这个令人又好笑又可气的历史细节恐怕早就被湮没了。
　　若非寄寒点拨，我们几乎要因为中国在该届世博会上屡获大奖的“优秀表现”而沾沾自喜了。虽然田守成的官方声明并没有夸大其辞，的确，中国在二十八个参赛国家中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取得了获奖总数第三的成绩，但实际上我们的获奖展品仍以传统的丝茶、瓷器、木雕、漆器等工艺品为主，很多古董都是赝品，科学方面仅是学校送来的农作物标本，与其他国家的大宗工业物品根本不属同一性质，只是经中国代表团“件件力争，此画何等名贵，必须给以大奖，彼器何等精巧，又须给以特奖，于是每类陈列之量虽少，奖品之数
  
  
       反多”。列日博览会的主题是工业科学实业，而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众所皆知，远远落后于当时参展的西方国家，若真正以实力相拼，是不可能在工业博览会上斩获大奖的，所以这个“第三名”只能说是徒有其名。寄寒有理有据的分析可谓鞭辟人里，一针见血。
　　文末，寄寒再次呼吁“不应再对自己摆空架子而种下故步自封之毒”，唤醒国人，切勿自欺，认清差距，奋力赶超列强，这也正是他写作两篇世博通讯的良苦用心所在。
　　与此文同期的《生活》周刊还刊登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写的观博感想，原文如下：
　　中国参加比国博览会之教训
　　(文／李公朴，原载1931年1月24日《生活》周刊)
　　
　　此次比国在里安济城所举行之百周独立纪念万国博览会，亦可为一九三。年世界大事之一矣。惟其参加之国数仅廿余，除中国日本亦参加外，以在欧洲者为大多数，英羡未加入。记者到欧洲时因屡闻英法友人中曾往参观者，每对中国部之陈列品表示非常不满。记者于九月底离目内瓦，返国时特绕道往观，一察真象。
　　博览会场乃就一沿河之空地上建筑，马路，草地，及游览之小电车道均临时添设，各国均择场内之空地上，就陈列品之需要，自绘图样，建筑合乎本国美术精神之临时陈列馆。而中国方面因经济支绌，于是代负责接洽此事之驻比使馆当局竞因陋就简，在比国之长方式机器陈列馆内租下一斗方之室，而租价极昂，闻超万圆，如自建一较朴实无华之陈列馆，所费闻比租金并贵不了许多，自较租者为优也。然使馆中人计不出此者，亦正有故，盖白建房屋既需人负责指挥，尤要现钱交易，故仅租一现成之地方以塞责。
　　此次中国陈列品因地方太窄故，许多物品均拥挤一处，不能依美术之方法布置，此其最大缺点。日本之自建陈列馆则内部地位宽敞，有许多绣花物品及丝绸瓷器等物布置得非常醒目，有令观者止步之魔力，在日本方面当然是从最上选而来。反观中国所陈列者则所谓中国所最著名之丝绸，瓷器，茶叶及绣花品等，质料既非上选，因限于地位而布置又难美观，有两件苏州金绣之龙袍，手工与衣料均极粗劣，较戏台上跑龙套之货色或高明不了多少。绸货亦然，花色既少，品质亦不佳，远不如上海几家大绸缎铺窗子内所有者之悦目，记者询及陈列馆筹备出品之刘锡昌先生，方知即此许多非上选之货色，已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求而来，盖国内各地商人因历年国内外展览会送去之出品多半不能原璧归赵，对于政府办事方面之信用，可谓丧失殆尽，故此次都不肯拿东西出来，刘先生谓即所有几件比较上选之北京瓷器及玉货，尚系用几千圆买来，否则现在即此亦无矣!
　　此次博览会之最高宗旨殆为各国藉此交换各种工业上与科学上之学识，故参加博览会之国象，其陈列品应特别注重者有二点：一为其本国素负盛名之出产；二为各种新发明及改良之成绩。例如日本之陈列馆中占地位最大者为蚕丝部，将日本从养蚕的手续起一步一步用模型方法陈列出来给大家看，标本说明，应有尽有，模型不足者则辅助以图画。其主要目的即在表示日本对于蚕丝之如何精益求精的继续研究。又如瑞士之表为该国最著名之产品，故其陈列所中表之出品竞占馆中地位之大半，此非瑞士无其他较可示人之货品，亦在使明了瑞士表之如何日新月异，精益求精。此种集中最有精彩之表现，实为最有力量之广告宣传。此外如比利时之玻璃陈列所，可谓竟是一间制造玻璃厂之模型，表示比国对玻璃之如何精益求精，改良不已。再论意大利国，该国近年来工业之发展，比较英美德法日比等国为落后，然其陈列馆中对于大规模之机器工业生产，亦可使人觉得意国确是十二分努力的求进步。有一辆最新式的火车亦陈列在内，记者是门外汉，不知其好处所在，只见内面设备异常精致，使人至少要感到意大利人并非饭桶，而陈列馆进门处那座高大雪白之石膏雕刻像，使参观者不禁肃然起敬，想起古今闻名之意大利雕刻之本领。
　　以上所举乃仅就参观后所能忆及者提出作为例证而已。因想到吾国近年来新工业既未开始，而原有之丝茶等出产亦不能保原有之地位，批评中国陈列馆者谓不足以代表中国，其实吾人若一想目前国内紊乱之情形，如整个全盘托出去给人看，则结果恐更将不堪设想矣。
　　照中国目前之局面，直率言之，除努力聚精会神谋内部之整顿外，对于国际间此种性质之博览会，倘非事前有适当之筹备，最好不必随便参加，而所谓适当筹备之最大前提不外两途：(一)工业发达之国家，除政府出面及拨款补助以外，余均商人自动加入管理一切；(二)生产落后之国家，则政府方面宜多出一点财与力以资提倡。闻日本此次参加之总费用竞达百万圆之距(巨)，其中以各大公司捐助者为多。吾国此次既非政府积极提倡，更非商人所愿请教，不过乃因数年前北京政府已允许比国之一件外交上官样文章，一种不得已还偿式之敷衍场面而已。故结果在事实上吾人竞寻不出人来负此成绩不好之责任。若问负责筹备者，则表示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恨事情套上头，摆脱不了。(据刘锡昌先生言，除各地商人不愿拿货出来外，即政府应助之五万圆，后来亦拔不出，末了还是筹备会正副会长林康侯王晓籁设法筹借，否则尚完全参加不成呢!)故在彼等办事人方面观之，现在能有如此成绩，尚是彼等十二分努力之结果也。
　　闻在未来五年中，将又有两次大规模之国际博览会：一定于一九三三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一定于一九三五年在比国京城举行。中国如不加入则已，如再拟参加，或政府已允许参加，则今年之成绩经验应给下次负责筹备者以不少有价值之教训，应早请政府指定专款，设法宣传商人加入合力筹备，或效加入远东运动会之办法，于出国前先在上海或南京或首都开一全国展览会，然后选最上者送往国外陈列，则成绩自能较此次为进步，可预卜也。
　　公朴草于印度洋归国途中
　　十九，十，二三
　　1928年，26岁的李公朴(1902―1946)赴美留学，并任《生活》周刊海外记者。1930年11月，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积极投身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后来成为社会教育家、民盟早期领导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46@z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30年归国前夕，他特绕道列日观览世博会，在回国的轮船上写下了上述通讯。
　　与寄寒一样，李公朴也表达了对“中国馆”空间拥挤促狭、展品质量不佳的强烈不满。与内部宽敞、布置周全的日本馆相比，“中国馆”显得寒碜简陋，“因地方太窄故，许多物品均拥挤一处，不能依美术之方法布置，此其最大缺点。”再看展品质量。“在日本方面当然是从最上选而来。反观中国所陈列者则所谓中国所最著名之丝绸，
  
  
       瓷器，茶叶及绣花品等，质料既非上选，因限于地位而布置又难美观，有两件苏州金绣之龙袍，手工与衣料均极粗劣，较戏台上跑龙套之货色或高明不了多少。绸货亦然，花色既少，品质亦不佳，远不如上海几家大绸缎铺窗子内所有者之悦目。”
　　从李公朴的记述中，我们了解到一件鲜为人知的内幕：国民政府参加此届博览会，并非政府本身积极主动的意愿，而是不得已替数年前的北京政府偿还外交上的“人情债”，敷衍出席而已。因为经费拮据，国民政府只同意拨款5万元(还不到“中原大战”所耗军费的零头)，后来这5万元也拨不出，而且国内各地商人因历年国内外参展品多半不能原璧归赵，对政府失去了信心，都不肯拿出东西，筹备会正副会长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林康侯、王晓籁不得不筹款购买展品。在筹备会方面固然是尽了力，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参展情况的不如人意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通过观察和比较各国出品，李公朴深切认识到我国与西方工业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1905年，晚清政府曾经参加过一次在比利时列日举行的世博会，在赛会上我国陈列的物品，无外乎丝、茶、福建漆器、景德镇瓷器等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二十五年过去了，我国重赴列日，陈列物品多数依旧。反观强国或正在崛起之国展示的多是机器制造品或新发明、新改良的工艺，均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近代国家富强之利器。通过世博会这面镜子，无论是纵向与二十五年前的自身相比，抑或横向与他国对照，都反映出我国工业进步之迟缓。
　　八十年前的比利时世博会，熙熙攘攘的观博人潮中出现了几位海外华人的身影。与同时代仍饱受战乱之苦的大多数中国人相比，能够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的他们无疑是幸运的。然而，在博览会上目睹列强之进步和祖国之落后，他们忧心忡忡，焦灼不安，他们没有选择沉默，而是秉笔直言，大声疾呼，力图唤醒国人，以求奋进。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故处处挑剔，时时反省。这与任何功利目的无关，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民族忧患意识的自然流露。今天的我们又何其有幸，能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的文字，读解先人留下的有关早期世博会的信息密码。
　　笔者也曾在当时的民国报刊上看到有关1930年世博会的另一种报道，通篇都是积极的赞美，毫无不满批评之言，颇似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将其与寄寒、李公朴的文章对照着读，何者更接近真相，自可分辨。
　　从1930年比利时博览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昔日灰头土脸参展到今天扬眉吐气办世博，从狭窄粗陋的“借得一隅”的展厅到雍容大气、巍峨屹立的中国馆，我们有理由为祖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进步而深感自豪。与此同时，何妨再多一些批评精神与创新意识，世博的价值不仅是一个展示自身的平台，也是一个进一步开放与学习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寄寒与李公朴之文虽是针对1930年世博会的观感和当时的国情而生发的议论，但其中所闪耀的忧患意识和自省精神在今天读来，仍不失警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