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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你，故宫代表什么？许多人会说，代表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建筑的成就。但在上个世纪，许多人会回答：封建社会的大本营。为此，自中华民国开始，如果改造故宫甚至拆不拆故宫都成了一个大问题。
一、最轻微的一次，拆除故宫动议
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1877年—1938年，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我国近代教育家，书画家。）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他说“（故宫里的文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张继写长文，逐条对经氏提案中的五个要点加以驳斥：“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
“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
“观海外，彼人之保惜历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岂宜更加摧残？”。最终，经氏观点被否决。
民国时期，这次建议拆除故宫并没有受到大人物的支持、广泛支持，只是一场小波澜。但是，到了1957年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作为“四旧”的总代表，故宫的未来更加危险。
二、最危险的一次风潮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旧城改建过程中，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苏联专家发生了根本性分歧。梁思成、陈占祥等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
之后，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梁思成等人对此激烈反对过。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就是反对者之一，终于有一天，他向毛泽东提出了批评。
1.反冒进努力遭遇挫折，周总理进入最艰难时刻
1957年5月1日，毛泽东问教育部部长张奚若（1889年－1973年，字熙若，自号耘，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著有《主权论》、《社约论考》等）对几年来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张奚若便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委婉地提出来对冒进思想、不注意保护历史文物的思想进行批评。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该次会议主题是反反冒进，对周总理进行了严厉批评，周总理为此提出过辞职。）戏谑道：“‘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之后，毛泽东捎带脚又对主张保护北京的梁思成、对注重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发展目标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式评价：“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一个月后的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由此，全国上下之前的反对“大跃进”式思维的努力全部失败。故宫更加危险。4月14日，几次检讨，终于过关的周总理致信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8月的北戴河会议后，全国进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北京市1958年9月草拟《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方案，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对旧城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准备再提拆除故宫和天安门的动议。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要求北京市迅速拿出意见。
2.周总理巧妙保护故宫
其实，在南宁会议后，有人借周总理受批评之机，就曾提出要拆除故宫和天安门。为此，周恩来总理接到梁思成的报告后明确提出不能拆，相反要重点保护起来：每年由中央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
鉴于当时的形势，总理要求北京市政府突出群众性、革命性、历史性。由此，十大建筑出现。
1959年，北京市规划局提出《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在其原址上修建党中央大楼。建议“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因为，这份总规划突出了人民群众。使得当时，包括何祚庥在内的许多认为：故宫妨碍了人民群众出行，封建帝王与人民群众毫无关系等观点顿时哑口无言。这一表面上顺应大势，实则逆势的方针，几年后同样用到了最乱的那个时期。
紧接着，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个十年左右基本完成城区改建的计划。也即4月17日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北京市1958～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其内容有：“如果平均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旧房(包括展宽马路等拆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建筑，可以争取在十年左右基本上完成城区的改建。”
谢荫明、瞿宛林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发表《谁保护了故宫》一文，描绘了当时的四种改建故宫的想法：
其一，拆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
其二，拆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主要门：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
其三，拆除故宫及天安门。以“五组建筑围绕在主体建筑周围布置，以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其次，拆除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包括民房在内的古建筑全部拆除。保留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在其后的各种设想中，北京老城区的胡同、四合院将全部拆除，全部盖多层和高层建筑。
著名建筑学家董光器先生回忆说，在旧城改造问题上，除了1958年总体规划上报前，曾进行过一次小范围的讨论外，几乎没有进行过正式讨论。最终，结论整个旧城改建需要花费150多亿元，周恩来总理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
因为，1958年，周总理因为“反冒进”被“反反冒进”派别认为拖了“大跃进”的后腿，在政治上非常被动，曾为此提出过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尽可能地低调反对这种风气。对于总规划内在拆了故宫、中南海后在西侧建筑国务院大楼的设想，周总理的回答是：在我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同时，陆定一也在自己的范围内对拆除故宫的风潮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例如他说：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
三、最虚惊一场的拆故宫风潮
最终，这次拆除故宫的风潮被躲了过去。然而，到了1963年，又一股风潮来了。这次打头阵的竟然是名师大家吴晗。1963年3月25日，吴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这一次拆除规划是：将天安门、端门、故宫全部拆除改建为大型公共建筑。三年后，吴晗等人被打倒，拆除故宫反而成了“罪证”。真是时移世易。
然而，这并不代表故宫就安全了。接下来的十年，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乱的十年，对于故宫这个死建筑，有人提出：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四、最乱十年的总理努力
1966年8月18日，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小鬼及群众代表后。周总理得到红卫兵内部传出的消息，为了破四旧，他们准备冲击故宫。为此，周总理立刻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士兵前去把守。最终，红卫兵阴谋未能得逞。
拆除故宫是极左思潮在作祟，幸亏当时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一大批清醒的政治家、学者的尽力保护，否则，故宫、天安门等将被拆除，中国历史将失去重要一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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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6 14:15:29